徐承祖与日本间谍
作者：骆远荣 明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首个这样的纪念日。近代中日关系，发端于日本挑衅由中国占主导的古老的世界秩序即“华夷秩序”。一百多年来，中日之间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其中值得国人反思的东西很多，其中一项就是中日情报战的问题。近年，电视连续剧《悬崖》、《潜伏》之所以热播，并引发热议，大概就出于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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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外交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同中国、朝鲜等亚洲邻国友好合作，一条是追随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日本选择了后者。1868年明治维新时，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极伊始，就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其基本国策。而所谓“有素尊亲征之灵迹”的古代“藩属国”—朝鲜则成为它眼中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其次是中国”。日本政府对中国大肆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正是为其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服务的。1872年，日本正式向中国派遣间谍，从事情报搜集工作。1878年（明治十一年）十二月，日本陆军进行了重大改革，将陆军参谋部从陆军省中分出，另行成立日本参谋本部，直属日本天皇。参谋本部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朝鲜、西伯利亚沿岸地理、政治进行详细勘察与研究。中法战争爆发后，1884年，日本以中国为作战对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大陆作战准备，并拟定了多个版本的《清国征讨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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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徐承祖，江苏六合人，光绪十年，1884年10月5日，奉旨出使日本，为第三届实际到任的驻日本公使。据笔者所掌握史料看，徐承祖对情报的重视对日本间谍的关注就始于这一年，与日本几乎同步。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九月时，清政府派遣出使大臣的任务就有搜集情报一项。甲午战前，清政府派遣驻洋使臣共22位，笔者研究表明，22位驻洋使臣中，称徐承祖为近代中国反日本间谍第一人，当之无愧。
一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史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这场战争历时八个月，其结果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而告终。当时中国军事实力仍居世界第九（有说位居第六），这场在外界认为中国可能战胜的战争，开战后中国军队的表现却形同判然，大出国人意料。以今日观之，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日本已先事培养了大量的间谍，并派遣来华大肆搜集情报，为这场战争做了十数年的精心准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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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挑起战端。8月1日，中日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爆发第四日，8月4日，天津军械局书吏刘棻及窝藏的奸细石川伍一被捕，石川间谍身份得以暴露（号称“日清间谍第一案”）。光绪帝随即严谕搜查藏匿各地的日本间谍，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藤岛武彦、高见武夫等纷纷落网。
石川伍一与另一著名日本间谍关文炳紧密相连。1883年12月，法国政府在中国属邦越南北部北黎地区挑起战端，中法战争爆发。次年12月，趁中法战争之际，日本一些侵略分子阴助朝鲜亲日派发动政变，这场政变被袁世凯“以战止战”镇压平定后，日本更换个手法，在外交上向汉城（中国属邦朝鲜首都）和北京发动攻势。1885年1月，《汉城条约》签订后，在日法同盟不断加强背景下，日本政府派遣特命全权大臣参议伊藤博文来华，向北京发起外交讹诈。伊藤博文使团启程次日，1885年3月1日，驻日公使徐承祖写信给李鸿章，剖陈了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情况，并提供了一份伊藤使团随员名单，关文炳就在这份名单中。十天后，徐承祖又先后致电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提醒清政府伊藤使团随员中有间谍，其来华“意在窥伺”目的就是在中国搜集情报。关文炳，日本海军中尉。1850年生，与石川伍一同为信州人，1879年任海军少尉，曾搭乘军舰“清辉”号访问欧洲。1885年，关文炳作为伊藤博文随员来华。天津谈判后，关文炳于次年奉日本广岛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之命，化名积参助，来华进行军事调查，常驻中国。并在天津城外开设书店，以此为掩护，多次潜入威海卫炮台观察，绘制战略地图，从事军事情报的收集工作。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分三个阶段，其第三阶段重要战役是威海卫战役，这场战役的结果是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该战役发生在1895年3月。1月时，日军两万五千人在山东荣成湾龙须岛登陆。而这一登陆点在威海卫之战六年前就已经由日本间谍关文炳选定。1888年10月，北洋海军在威海卫正式成立（当时徐承祖已卸任）。12月，日本参谋部密令海军大尉关文炳到威海卫刺探相关情报长达70天，并写了一份《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之意见书》，提出“欲占威海卫必先取此湾为基地”观点，明确表示荣成湾为日军最理想的登陆地点，受到日本参谋部的高度重视。据甲午战争日方实录史料，当时，“八重山”舰舰长平山大佐的第一报告内容是：
在山东角的南面有一个突出的小半岛叫龙须岛，与龙须岛西侧相对的是龙口崖。二者之间有一个海水湾。海湾宽三千余米，长二千五百米，湾口水深五寻，愈靠近岸边愈浅，但湾内可停泊几十艘大舰……作为登录地点，这是一个难得的适当地点。陆上各村落没有一名敌兵（清军），人民非常平稳，似不知有战争……
第二报告书则称：
本湾（荣成湾）湾底为泥质……本湾适宜于陆军登陆……荣成湾在山东省的东端，威海卫的南部……地势远远胜过威海卫和大连湾……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省的荣成湾附近是齐国的地方。燕国乐毅曾攻下七十余城，唯独没有攻下莒和即墨。所谓莒和即墨就是荣成附近地区。古代，这里的鱼盐之利非常多。齐国名相管仲扶佐齐桓公一匡天下，也靠此地之盐利。
在荣成湾登陆的理由为：……胶州湾也是安全的，但胶州湾离我军的目的地威海卫过远。反之，若是在四月以后，八、九月间运送部队，荣成湾风大浪险，根本不可能在此登陆……我军得知自山东角至威海卫的道路情况，是已故海军大尉关文炳的功劳。关文炳曾漫游中国，对于山东角的地理进行了特别细心的观察。起初，关文炳自芝罘到威海卫、荣成，欲再由荣成赴胶州湾，但因迷路而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又返回芝罘，整理行装，再赴胶州，这才达到了目的。关文炳对于途中地形、道路情况作了详细的记录。这次我军制订出兵山东、进攻威海卫的作战计划时，依据关文炳的游记，判断地形，得益甚多。关文炳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任务……其中，第二师团前进的道路，即由荣成以南通威海卫的道路，就是关大尉侦察过的地方。
……
再回到石川伍一。1891年，石川被日本在中国的间谍大本营——汉口“乐善堂”派往天津，成为日本驻华武官、海军大尉关文炳的助手，并跟随关文炳游历山东、直隶以及奉天各地，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一年后，关文炳死于海难。石川并未受到影响，日本海军参谋部特派海军
少佐井上敏夫接替关职，石川转为井的助手。1893年5月，石川与井上敏夫乘中国帆船，自烟台出发，游历长山岛、庙岛、小平岛等，查看了旅顺炮台，返程时又途经大沽山，及朝鲜大同江、平壤、仁川口等处，经由威海卫返回烟台。石川对所经过的海面和海口，进行了相应的测量，出具了相关报告，为以后日本海军与中国舰队的海战做准备。8月，石川又跟随井上敏夫及陆军少佐神尾光臣诸人，乘日舰“筑紫”号，进入旅顺、大连湾、大和尚岛、威海卫等处，窥探各军事要塞形势，掌握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之后，石川回到天津，伪装成天津紫竹林英租界松昌洋行职员，继续搜集军事情报，并结识了刘棻。当时，刘棻在天津军械局当差二十多年，石川刻意与之交好，并经常以银钱贿赂之。据石川和刘棻招供，刘棻曾先后向石川伍一提供过天津各军营枪械弹药的数目清册，及军械所各局每日枪械弹药的生产量、存量等重要军事情报，直至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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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事实上，徐承祖所开列伊藤博文随员名单中，除关文炳外，还有武员陆军少将子爵野津道贯、海军少将子爵仁礼景范、海军中佐黑冈带刀、会计一等副监督川口武定、一等军医正石板惟宽、步兵少佐土屋光春、步兵大尉福岛安正、工兵大尉山根武亮等。其中一半以上为日本间谍，并未参加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的谈判。
黑冈带刀，海军中佐，1851年生于萨摩藩。1870年黑冈政府命赴英国留学，并在英、法两国学习海军近六年，1875年受命侦察朝鲜、俄国沿海交接地区，其人擅长间谍工作。1885年天津谈判后，他被派赴中国、朝鲜、俄国沿海地区，并在天津侦察北洋舰队防务。
工兵大尉山根武亮，1853年生于长州藩（山口县），1875年入陆军士官学校，1879年被参谋本部派至中国，是日本派至中国的军官之一。此行他主要在中国的天津、烟台地区进行地理形势的调查。他在山东地区活动了三年，归国后任职管西局，负责中国方面事务。
步兵大尉福岛安正，1852年生于信浓国松本城，率先提出“日本防卫线在朝鲜和中国”惊世骇俗之言者正是此人。福岛后入藩校学习荷兰教练法，曾随藩主至东京，在藩邸学习汉籍，利用余暇至开成学校学习各国历史。1874年入陆军，次年被派遣至朝鲜，通过实地调查提出过日军部署和进入汉城的进攻方案，是年又被派至中国，侦察上海及山东各地的世俗民情。在华期间，他收集古北口、多伦诺尔、张家口诸地最新情报，并修正了陆军省《邻邦兵备论》中的错误信息。福岛此行沿途收集中国情报，归国之后与野津道贯等人联名上陆军省《明治十八年提出意见书》，提出的攻华战略，颇受日本军界重视。长崎事件爆发后，福岛再次潜入中国对辽东半岛沿海地区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并竭力请求日本参谋本部大力培养间谍，以备战时之需。福岛曾多次来华刺探情报，对清王朝作出的判断是：“清国的一大致命弱点就是公然行贿受贿，这是万恶之源。但清国人对此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之不治之症，如此国家根本不是日本之对手”。此行，福岛身份是伊藤博文的随员。之后，为了解英国的殖民统治，研究英俄在亚洲角逐动向及对日本安全的影响，福岛将目光转向了东南亚和印度。1885年，福岛领命赴香港、缅甸、印度"考察"，并深入阿富汗，返日后提出《印度形势摘要》，为日本当局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87年，福岛正确预测了俄国必然转而东向。果然，1891年，俄国公布了建造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彼得堡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计划，并立即动工。庚子之乱中，其晚辈川岛浪速在福岛军中任翻译，肃亲王将其十四女过继给川岛，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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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谍报工作古已有之，2500多年前，《孙子兵法》就已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并专列“用间篇”，详细阐述间谍的种类，性质、使用方法，认为“能以上智者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出使后，徐承祖对日本间谍给予了高度警惕。根据徐氏多项报告，当时日本间谍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徐承祖所雇侦探前来报告，称伊藤随员武官中有名为“野津”者（即“野津道贯”）“系踏看地势，为将来进兵地步”，实际上已经指明日本在为侵略中国做准备了。当时，徐承祖还得知日本政府所派黑田清隆明为赴香港养病暗则察看沿海一带虚实。徐承祖查知此人向与中国不善，担心他将混入伊藤使团一路，“变议”“挑衅”。1884年冬，已有三十人改中国服色（穿中国服装，讲中国话）混进当地人群往赴福建窥探，由暗中侦探转为公开渗透。对其趁火打劫的恶劣行径，徐承祖甚感愤怒，并就此写信给时任闽浙总督的杨昌濬，建议总督杨施计将其擒拿。与徐承祖意欲抓捕日本间谍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月4日石川伍一被捕后，当时负责全权处理该案的正是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但李并未立刻将该案上报朝廷。8月13日，石川一案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光绪帝震惊之余，严谕有关官员严密排查，搜寻潜藏于各处的日本间谍。8月28日，
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9月8日， 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李鸿章，罪名是腐败、通敌。张仲炘称，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时，查出了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自放行，并给川资。当时，负责天津军械局者正是李鸿章亲外甥——张士珩。9月20日，礼部侍郎志锐上奏，称李鸿章所提交石川供词为删改后的“伪供”，而随其奏折所提交者，正是石川的供单。石川确供：“我系神大人差来坐探军情的。……张士珩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
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并称在中堂大人李鸿章身边，也有很多为日本提供情报的人：“代日本探
官事的人，有中堂签押
戴姓、刘姓、汪大人，还有中堂亲近的人，我不认识。”等等。志锐上奏当日，石川被处以斩刑
[1]，震惊全国。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甲午日谍第一案”。因事关重大，军机处大臣并未将志锐这份奏折及所附石川供单上呈御览，而是沉睡在军机处档案堆中，长达百年，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界编辑
中国近代史重要史料——
《中日战争》时，这份令人震惊的奏折才得以重见天日。令人质疑的是，1885年9月，李鸿章为奏派袁世凯而不是徐承祖赴任朝鲜时，以奏折批驳徐承祖乃“分卑望浅”之人，其中是否就含有对他反制日本间谍这种超前意识的藐视和轻慢呢？
二
1886年2月9日， 徐承祖根据其所雇佣“朝比奈”情报，告知清政府前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在华期间从事间谍活动和搜集情报的相关情况：“榎本武扬前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著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今夏请假游历中国，扌册而稽，俱无错误”。日本天皇和朝臣“深以为然”，给予高度评价。根据徐承祖信，为敦促日本交出金玉钧，1886年初，徐承祖曾特意雇佣西洋侦探搜得金玉钧日记（记有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勾结金玉钧事，系日本发动甲申事变的罪状），并当面示以榎本武扬察看，逼迫日本政府对金的立场有所松动，最终将金流放至太平洋中一个无人岛上。
“朝比奈”继续向徐承祖报告，日本高层已经决策“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的战略选择，并据此定下了扩军备战伺机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战略目标。“朝比奈”称，日本四面皆海，“海军极宜多加”，当时黑田清隆极力主张日本精兵简政压缩财政开支以省钱扩充海军：“京中各部冗员太多，宜裁去十分之四，月可省五十万元，以此款为扩充海军之用”，同时陆军可裁减，“陆军可裁一半，计每年可省四百万元”，用此款添筑铁路。陆军裁减后，纵有兵事，随时调集后备之兵(男丁入营三年后为后备之兵)，皆可能战，何况日本自改男丁十八岁即须入营当兵三年之例，对步伐阵式，均已识练，非若中国所募皆乌合之众也。此外，“朝比奈”情报直指日本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侵略朝鲜，第二步就是侵略中国：“中国自战法以后，于海陆各军力求整顿，若至三年后，我国势必不敌。宜在此一二年中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则我地可闢，我国自强。彼时与中国地土相接，再让交谊，再看机会”。当时的日本政府国力未充，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本年十二月日本大改官制前四日，在黑田清隆家聚会讨论。内阁会议上，长门人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力驳立即出兵朝鲜并进而图取中国的主张。伊藤博文称：“我国现当无事之时，每年出入国库尚短一千万元左右。若遽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并极力主张：“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声称“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会议上，伊藤博文肯定了黑田清隆所云“我国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亦系确论”的基本国策，但断言“惟现时则不可妄动”。内阁会议上，井上馨也称：“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烦多论。至黑田欲即取朝鲜与中国动兵，此时我国饷糈实来不及，且使我与中高搆兵，俄人势必乘机占取朝地。彼时朝未取得，饷已花去，俄反增地，非特中国之忧。我日本与俄更近，东方更无日宁静矣”。
“朝比奈”明确告知，伊藤博文必将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为目标。“朝比奈”称：“此时我国事势颇危，恐萨洲人不服暗中谋杀伊藤，如昔大久保之事，则必有事于朝鲜与中国矣。望将以上各事便中告知贵政府为要。贵国一强，我国自无妄念，中日之交可永……”。
徐承祖的情报工作不仅关注日本国策，还关注日本的重大政治改革。1885年12月，徐承祖曾致电总理衙门，通报了日本政府大更官制情况。大更官制。明治十八年十二月，日本废除太政官，新设内阁制度，健全了日本文官制度。1868年，日本最高中枢机构为“太政官”，下设“议政官”（立法）、“行政官”（行政）、“刑法官”（司法）。至1875年形成元老院、大审官和太政官的形式。明治十九年（1886）起，伊藤正式着手起草宪法、宪法与皇室典范由井上毅分担，议院阀由伊东巳代治分担，众议院议院选举法与贵族院法由金子坚三郎分担。对于此次改制，金子坚太郎记载道：“这实在是我国立国以来的大问题。原先朝廷是以仿效隋唐制度的大宝令为基础，设置一官八省，这种制度到王政维新以后仍然作为太政官而置于天皇亲戚之下……传统的太政官终究不适合议会制度，故决定仿效欧美各立宪国家的组织……一切都需要改为宪法的组织，所以是很麻烦的大事业”。伊藤博文曾专门曾向治天皇上了一道奏折，阐发了其废太政官为内阁制的意图（略）。这次官制改革最重大功绩是制定文官实验制度，确立了管理铨叙方法。因这个制度而确立了的体制上的特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打破大宝令以来的门第之弊，开放宰相的门户，不管门第爵位怎样，凡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够担任显职；二、决定可为政府首班者，以明示对于元首的责任，而完成内阁的统一；三、制止情面彙缘之弊，开放人才之进路。
1886年1月20日，徐承祖写信给总理衙门，将《照录日本更改官制报章》附录于信后，供清政府参考；这封信中，徐承祖专门提到日本政府在内阁开设法制局的做法，开列了日本法制局官方制度，并列举了一份日本首个内阁名单，这是一份涉及日本内大臣、参谋本部长、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司法大臣、文部大臣、农商务大臣、递信大臣以及元老院、宫中顾问官 、警视总监、特命全权驻华公使相关部门的全部名单。
因“朝比奈”谍报事关重大，徐承祖明知“虽黑田等以管窥天，语多背妄”，“既然有所耳闻”，“自未便因其出言不逊，壅于上闻”，徐承祖仍冒着杀头之罪斗胆将信递呈给清政府，足见其希望祖国自强的愿望。然而，这封信抵于慈禧太后之手后，未置一词，扔到了一边。
接下来的事情更为严重，仍未得到清政府足够的重视，令人痛心疾首。荒尾精，堪称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重量级人物，因长期在中国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间谍活动备受日本朝野推崇，被鼓吹为 “东方问题兴亚大策之中枢人物”、“西乡隆盛之后一大人杰”。1886年7月6日，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官
陆军中尉荒尾精奉命以平民身份秘密来到中国，拜访了岸田吟香。在岸田吟香的鼎力支持下，荒尾精在汉口租借了一套平房，以贸易为掩护，成立了谍报机构——乐善堂。乐善堂表面上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暗中则不断招募日本浪人。他们穿中国服装，讲汉语，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间谍活动，并在上海、重庆、长沙、北京设立支部。乐善堂就此变为日本间谍在华聚集的大本营。石川伍一，系甲午战争时最早暴露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1866年生，日本秋田县人。青少年时期，石川就读于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18岁的石川伍一来华，在日本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带领下继续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乐善堂初具规模时，荒尾精就开展了名为“四百余州探险”的间谍活动，深入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搜集情报。1886年，石川闻讯赶至汉口，加入乐善堂，并很快成为其骨干分子，先后到江苏、浙江、江西、四川、两广、陕西、西藏等13个省份进行调查，并向日本政府提交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报告和精心绘制的精密地图，编辑成2编3册2300页的《清国通商综览》，为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做了大量情报汇集工作。1890年9月，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上海成立，选定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首批招生150名，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山崎羔三郎、藤琦秀、钟琦三郎、猪田正吉。来上海前，荒尾精说：“研究所不是单纯教授学问，打算做学问的应该去大学。有志于中国，打算一个人闯天下的去上海。”该研究所绝非其自我标榜以培养贸易人才为宗旨的普通学校，而是主要以日本军方为背景，以培养对华间谍为目标的特殊场所。该研究所创办之初，荒尾精鼓励学生鸟居和熊创作了校歌，词云：“日本少年向中国远航，一百五十人弦颂一堂，若问吾辈何所思，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其侵华面目昭然若揭。新生入学不久，日本广岛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华作战情报首脑）亲临训示，且受到参谋总长陆军大将炽仁亲王的专门接见。1893年6月，第一批学员89人毕业后，荒尾精建议日本大本营，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师生为日军效力，获得批准。据统计，共有19名乐善堂成员和72名研究所成员陆续到广岛大本营报到。甲午战争爆发后，这些人或充军中翻译，或做军事间谍，或奔赴前线参与作战，或留在参谋本部出谋划策，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急先锋，被清军抓获者仅9名。（英）季南在《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中写道：我们时常听到，我们的官员“辗转地”弄到或“匆匆地”抄录中国公文的复本。据说，——或许有点过甚其辞——日本能随意地使用中国的每件秘密公文。足见当时外国尤其日本间谍在华活动到了何等猖獗的地步。
三
徐承祖对情报的重视，与父亲——徐鼒徐侍郎密切相关，可追溯至其少年时期，即咸丰年间。1853年4月26日，太平天国刚在南京建都时，为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英国立即派员乘船从上海出发前往天京，由哈尔咪吐舰长费士班出面，但其通知太平天国政府的公函随即被徐承祖的父亲和六合县令温绍原截获，并达于江南大营统帅向荣之手。这一年九月，徐承祖从北京回到了故里—六合。《清文宗实录》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时期重要官方史料，其中曾多次提到江宁府六合县拿获奸细之事。诸如：1853年7月10日，琦善片奏“六合县盘获奸细严显裕”，1855年4月27日，总兵武庆（分防浦口）暨温绍原（署六合县知县）曾禀报拿获“奸细刘大溃”等。同日，清帝咸丰上谕“本日据托明阿等奏浦口：六合等处弩获奸细，有金陵逆首由水陆攻袭浦口，大股北窜等供”……。周长森，温绍原的随军绅士，生前著有随军日记——《六合纪事》，其第一卷“防剿始末”中就有“（咸丰六年，1856）八月……山民惑于奸细，揭竿起事，窜入县境”，第四卷“见闻杂志”中有 “稽查城门先就民房设局东城，文报往来日夜不息，因民房廓之为官舍，以其半值宿，立分班循环簿，限以时刻，来去皆注明，有故则请人代之，故支柱六年”等相关记载。周长森声称，陈玉成攻破六合城时，“城内无一奸细”。而当时负责六合城守任总巡者正是徐承祖的父亲徐侍郎。据徐鼒给溫绍原亲自撰写的碑文可以知道，六合沦陷前，“五载之中”，徐鼒“无役不从”。徐鼒本人生前自订有“敝帚斋主人年谱”，该年谱中，徐鼒本人也有“奸人告侨寓镇江朱氏窝藏奸细”案的相关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徐承祖与其兄弟三人对这份年谱进行过注解并出版，父亲之于情报的重视对33岁的徐承祖势必产生影响。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徐承祖本人重视并搜集情报工作，始于光绪十年，即1884年。前一年，光绪九年，1883年12月，法国军队在中国属邦越南北部北黎的确挑起战端，中法战争爆发。基于对法国政府弃信背约悍然发动对华战争罪恶行径愤怒的立场，1884年6月，候选知府徐承祖在递交给总理衙门一份奏折中指出：“办理江海两防，守口必须兼防内洋”，“其天津之大沽口地势虽平，然口外有浮沙一道，轮船驶至该处，不敢速行，易于设守，似较宁波等口较易筹办，至山东烟台一口最难守，其南北洋小口及沿边可以登岸之处甚多，防不胜防”，实际上明确指出了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山东烟台一带军事防务的重要性，并据此提出了对东南沿海军事防务加强勘察精心绘制军事地图并印刷成册的建议：“……宜饬令各督抚于平时遴委实心耐劳之府道大员，会同沿海武官乘坐轮船，带领绘图测量照相各员周历内洋外海，察看形势，何处可以救应，何口何处可以截击，何处与何处可以为犄角，何处可扼，何处可堵，何处可筑炮台，何处宜安水雷，何处为正，何处为奇，均须一一详细绘具明晰图说，申覆该督抚，请旨特派知兵大员，前赴该省，复行按照图说，周历细勘。如实系妥善，即行勘刻成书，呈送军机及兵部查核；并颁发沿海大小文武衙门各一本，庶平时胸有成算，临事自有把握”。同年8月9日，军机处交出候补知府徐承祖所上奏“请速定战守并拟应办事宜抄折”最后一条“设立电报学堂”、以及“遇有军务及洋务各事，往来悉用清文电知，似较现时以号数打报更为机密”的改用满文取代数字电码的主张，所针对的就是反制西方列强通过电报获取中国军事情报的手段，与当时国内各督抚使臣相比，具有明显的超前意思。
徐承祖搜集情报有自己的渠道，并呈现出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特点，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一、社会舆论。甲申事变后，发动政变的罪魁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逃到了日本，并化名“岩田周作”。12月18、19、20日，井上角五郎等先后在福泽渝吉主办的《时事》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声称，金玉钧、朴泳孝等下落不明，不知去向，实际上将金玉均保护起来。抵任东京次日，12月27日，金玉均逃到日本被徐承祖确定，甲申事变善后的交涉中心自此由朝鲜改为日本。早在12月22日，徐承祖风闻金玉钧到了日本，随即提出应责令日本政府交出金玉钧的建议，被清政府所采纳。之后，李鸿章密电：“……风闻金玉钧已来东。此次我应请日责朝。金玉钧必播弄日人”，徐承祖确认金玉均到日本的途径就是通过“风闻”也就是社会舆论实现的。1886年1月，徐承祖正是通过在日华商舆论，确定日本政府必有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与金玉均勾结的证据落于金手，成为日本因“刻下碍难严加惩办”之故拒绝交出金玉均。
二、阅读、翻译报刊书籍；1885年3月1日，徐承祖写给李鸿章信中提到日本官报（与我《京报》同），他通过日本官报得知“日皇于四月内赴福冈县广岛、熊本两镇兵操之谕”，“并探闻海、陆两军及各处制造军火厂，甚为忙乱”。1886年徐承祖一封致总理衙门信中所写的“阅近日新闻纸，知自由党人日本已有陆续拿获者，似井上之言却非虚假也”相关内容，证明了阅读日本报纸乃其是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上，徐承祖驻日使团中一些随员等还翻译日本书籍，为清政府研究日本的地理、军事提供了较为珍贵的文献资料，陈家麟就是其中一位。陈家麟，江苏六合人，徐承祖姻世侄，驻日本使团随员，曾入幕李鸿章。1884年，作为黎庶昌滞日六年的随员姚文栋编辑了《日本地理兵要》。1887年，陈家麟公开《东槎文见录》，论述对日本各方面的研究及明治维新的利弊。陈家麟和黄遵宪一样，都有自己的研究计划，但只限于完成一部日本通志。可惜陈氏因语言文字、时间等困难而未能如愿。他只能将他在日本的见闻分为三十七条详列出来，称为《东槎闻见录》，内容包括日本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宗教、教育、兵制等各个方面。他特别强调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变迁，整体上还是加以肯定，尤其对教育更为重视。该书涉猎有关日本的各种原始文献，书之卷首概括了古往今来的中日关系，具体内容由下列五十八个项目构成，即网罗了自然、历史、文化等日本百科字典类的东西，也引用了前述的《使东述略》、《日本杂事诗》、《日本地理兵要》等，此外，本书附有陈的友人王肇鋐所做的图（日本四大岛：“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全图）。日本学者撰文认为：类似这样力求综合论述当时日本的书籍，是适合中国社会要求的。
三、兴亚会。亚细亚协会，初名兴亚会，1880年（明治十三年）成立于东京，协会汇集日本政界、学界、财界名流。第三届驻日公使徐承祖为终身会员，协会机关报为《会余录》。付云龙曾游历日本，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与日本“兴亚会”成员相聚的事：“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四日，付云龙偕徐大臣与芝山红叶馆兴亚会，此日本为亚细亚州设也。在座有日本北白川王、榎本武扬、伊达宗城、重野安绎、恒屋盛服、广部精、田边太一、山吉盛义、中村正直、宫岛诚一郎、木村缘七、寺田宏、渡部宏基、吾妻兵治蜂、须贺茂韶、丸冈莞尔、仁礼信之、井上陈政、小牧昌业、末广重恭、关口隆正、朝鲜署理使金嘉镇。《清芬阁集》中《致某公书》中有一段批评驻日使臣为“兴亚会”所惑的言论：“日本知中国之厌兵，内修武备，外匿其形，方且设兴亚之会以餂我；而我之无识者，乃为所愚，真以为从此弭兵矣”。需要说明的是，徐承祖并未为其所惑，相反，“兴亚会”还是其搜集情报的重要途径。在写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信中，徐承祖多次要求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为其保密，大概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曾根俊虎（1847—1910），号啸云，日本著名“兴亚活动家”，米泽藩（今山形县南部），自幼即在藩校学习汉语。1871年，入日本海军省任职。1873年，为交换日清修好条规的批准书，作为“判任随员”赴清，第一次踏上清国领土。1874年、1875年、1876年，三次被派往清国搜集情报等，最后一次长达两年，直至1878年才回到日本。1880年，创立“兴亚会”，并出任干事长，宣传“日清亲睦”和“大亚洲主义”思想。1891年，以疾病缠身自愿退职，结束了二十年的军旅生涯。此后，曾根俊虎长期以在野兴亚活动家身份活动，虽一度出任过台湾总督府抚垦署主事及台东抚垦署署长，但为时极短。1910年5月31日，在东京寓所病死。
1885年3月10日中午，闻听伊藤使团登上中国海岸后，徐承祖随即致电李鸿章，揭穿伊藤博文使团随行人员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兴亚会”干事长曾根俊虎在山东从事间谍活动随即被发现。3月22日，日本领事致函山东巡抚陈士杰：“该国大尉曾根俊虎托病带随员马辣阵兵赴津游历，东京方道发给护照”。陈士杰发现曾根俊虎随员身份可疑，便报告了李鸿章。当日，清廷下发谕旨，令李鸿章致电德州并山东巡抚陈士杰，“速查马场阵兵是否系随员，有无带有兵丁？所带若干？亦未声叙，殊为叵测”。李鸿章汇报总理衙门，“已嘱其派弁护送，暗为防闲，免滋口舌”，并表明“若携带多兵，即着设词拦阻”做好两手准备。3月24日，李鸿章接到山东巡抚陈士杰电报，称发现“有一只日本兵船，驶赴龙口，用小船测水，十余人上岸游瞻，口称购物，问有防兵，仍上船展轮而去。”显然，总理衙门接到徐承祖电报后，并采取过相关行动。3月27日，山东巡抚陈士杰致电李鸿章称：“据莱州稟报，曾根俊虎只带随员、通事各一员。初三日（3月19日），到莱（州）看海庙口，见有营房，远望而回，沿途派员暗行侦伺。”而德州电告陈士杰，日本领事出面加以“澄清”：“曾根俊虎系闲散人员，并非日使随员。”事实上，曾根俊虎乃职业间谍，早在1875年夏，曾驻留天津数日，从事一系列侦探活动，并对天津布防有详实记录。2007年1月，中华书局“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推出了其《北中国记行》（包括前编与后编）和《清国漫游志》两书。1875年7月4日，曾根俊虎第一次从天津出发游历盛京，此前他在天津应该已经停留若干时日，并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从其记载“天津兵备”的详细程度看，他恐怕6月下旬就已抵达天津了。他认为天津“为清国第一要地，是北京之咽喉，如若敌兵占据此地，帝城将不战而自升白旗”。之后，是对天津军事布防情况的总述，包括天津城周边炮台和兵营的数量，驻军的员额，兵种和操法，武器和标章，甚至军饷衣食和兵营卫生等，也都一一记录在案。
四、雇佣谍报人员。晚晴时期，驻洋使臣中能成功雇佣间谍者，实属凤毛麟角。徐承祖致总理衙门函称“有东西洋探”，据此可知，徐承祖谍报人员不仅有东洋的，还有西洋的。徐承祖信中曾提到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谍报人员：“此人十余年前任外务卿，现在闲居，与当道不合，故肯实言于我。伊力恳此时不必报其姓名。在日虽属不忠，在我却幸有此人以通消息”。此“外务卿”或为陆奥宗光；1885年1月4日，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就曾称当时的“外务大辅”吉田清成为“外务卿”，当时，吉田外务大辅致清国公使黎庶昌《我国以与朝鲜之条约处理事变趣旨之答复》，落款即为“署理外务卿吉田清成”（原文为汉文）。陆奥宗光（1844—1897），乃和歌山藩士之子，成年后加入坂本龙马的海援队，曾有外务大丞任职经历。1868年明治维新后，在伊藤博文推荐下，得
岩仓具视赏识，陆奥曾任外国事务局御用挂。其后，又陆续任
兵库县知事、神奈川县知事、外务大丞、租税头等职。明治十年（1877）因不满明治政府中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萨摩、长洲两藩出身的掌权人物排斥异己的做法，便加入西南战争。趁西南战争时机，与土佐藩立志社社员企图颠覆日本政府，以实现立宪政治，因此被捕入狱，判刑5年，并削去藩籍，后被赦。甲午战争时，任日本外相。《马关条约》签定时，为日方代表之一。张荫桓《三洲日记》有“……倭使陆奥来会……代为英语时，或笔谈倭使以前赠徐孙麒诗，见示依韵答之”的相关记载，足见陆奥与徐之关系非同一般。徐承祖此处所言“外务卿”或为陆奥宗光。
关于日本政府逮捕“大阪事件”的原因，徐承祖就是根据“西洋谍者”密报得知的，虽然这位“西洋谍者”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徐承祖拥有西洋人为其获取日本情报的渠道是毋庸置疑的。据目前史料，1885年1月至1887年2月间，徐承祖所雇佣的密探一直在为其工作。
1885年4月，英国军舰占据巨文岛后，徐承祖特意秘密托人前往实地察看，并将该处形势绘制成一份地图呈递清政府，“聊备考证”。该年7月，徐承祖还写信给总理衙门，报告因天气渐热西方各国公使一向有避暑之例，随俗往大阪、西京各内地一行，借游览之机，“俾得访察一切”。说明徐承祖也十分重视通过访寻、调查取得一手资料。
徐承祖获取情报的途径还有很多，如通过日本地方官员获取相关情报，当然，也与徐承祖驻日使团中理事余琼等人的工作也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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